前几天，在雁北艺校80届音乐班微信群看到了1980年的毕业照。这张35年前的旧照片包括歌舞、音乐班同学、老师、校领导、行署文化局领导以及接收我们工作的单位领导等，其中有一些同学、老师已经去世了，按常规，标出姓名时，已经去世的应当带上黑框，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，是因为同班同学孙涛。

当初，在进入微信群后，首先、立即、马上就寻找，看这里有没有孙涛，虽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妄想、妄为，但还是不由自主地、一个一个地辨认，仔细查看头像与微信名，幻想着，万一在这里找到他，那以前在电话时代得到的有关他的信息就不是准确的，他还继续生活着、工作着，同学们还可以感受到他忧郁的、伤感的情绪，有时候也照样会和大家开个玩笑，风趣幽默地说个笑话、惟妙惟肖地模仿别人的话语、动作，可这些都只能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忆了。

1976年底我作为插班生进入这所新的学校，耳目一新、印象深刻的事很多，但第一次看到孙涛时很吃惊--脸白、带眼镜，正在练习手风琴，乐谱虽然是简谱，却是多声部。对于看惯了单声部而第一次看到多声部的我来说，像看天书一样。什么是白面书生、艺术气质？眼前的这一位就最典型！

孙涛是两年前的1975年进入学校的，我们插班生与他们共同上课、一起毕业。以后熟悉了，还是内心对他有特殊的钦佩感。乐理、视唱课不用说，他是班里数一数二的，后来的和声课他总是第一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兼学钢琴，练琴极其刻苦，大概，在班里是练琴时间最多的，为此，不惜舍弃了一周一次的看电影。刻苦学习、用功练琴，他应当是我们的典型。

八十年代末，那时刚刚改革开放，社会风气也开始稍微宽松了，他也紧跟形势，买到了日本的小录音机（俗称半头砖），听邓丽君的歌曲，我也常常和他一起听，让邓丽君深深地感染着。直到现在，除了她的歌曲，对其他这一类的音乐都排斥、不接受。2005年，澳门中乐团约我写整场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，也许是二十年多前的影响太大了，这一场音乐会也与他有着不可言说的内在联系。

后来他置换了新的音响设备，我有时候去他在司令部街的家里去找他时，如果在傍晚，或晚上，当刚刚走进他家的小院子，只能听到音乐，屋子没有灯光，轻轻走进屋子，只见他在听音乐。他说：“我喜爱这样的情景--听音乐时，不能有灯光，只能看到指示灯在闪烁，会联想丰富、充满幻想。”

那时，我们一起常常到大同公园去游泳。一次傍晚，游泳结束了，我们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、谈不完的话题，就乘兴登上公园的小山，登高远眺，畅所欲言，之后，夜幕降临，我们坐到公园的南门旁边的石凳继续谈着，以至于我们高班学长宋晓琦看到，肯定地说：“你们一定在等人。”其实，只是在当时的情形，我们想在那种静谧的氛围下，享受着相互倾诉、享受....

1982年，他考入山西大学音乐系（现为音乐学院）的作曲专业。

在他读大学时期，我们几个同学在太原演出期间，抽空到学校去看望他。在他的琴房钢琴上，堆满了、摆满了各种乐谱，刻苦练琴、认真学习的风格从艺校带到了大学，让人欣慰、钦佩、羡慕。

1986年，他从山西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大同少年宫。

1987年，我来到他工作的少年宫找他，他为我弹奏了贝多芬的《热情奏鸣曲》。（在分别时，我答应回到上海后为他买一套《肖邦全集》，可惜我回去就忘了，没有办好这件事，等想起来了，我都毕业回到太原了，至今内疚。）

当时，我内心为他没有留在太原而是回到大同惋惜--作曲专业在少年宫，有点儿可惜。从他以后的人生道路看出，假如，在太原工作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悲剧。

他平生喜酒，更为明显的，似乎是大同严寒的气候使他对酒精产生了依赖；他热爱音乐，可以让他的精神得到安慰：他沉溺于钢琴，也许只有钢琴才可以让他得到自信；精神食粮是音乐，物质食粮是饮酒，感情抒发是钢琴，钢琴、饮酒、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，一直伴随着他，尤其是三岁的男孩子夭折后，音乐、饮酒、钢琴，伴随着他一直走着…，走着……

可惜，可惜，没有假如.....

到现在也认为，他是班里最有才华的，这也许与他演奏的多声部乐器有关。

不仅在我们班，就是在全大同市，他的钢琴演奏技术也是名列前茅的，他的教学水准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在九十年代末、新世纪初，正是普通音乐教育、音协考级盛行之时，他一定会发挥他的才华，作出更大的成就！

他的姓名，不应当有黑框！不能给他戴上！

李文平

2015-11-19

2017-5-16（修订）

【注】

孙涛（1961，1，13---2000，11，14），大同人。

1975-1980，雁北艺校学习手风琴、钢琴。

1980-1982，雁北艺校教师。

1982-1986，山西大学音乐系读书，作曲专业。

1986-2000，大同市少年宫工作。